“现在有时想起来，我还‘恨’他。”说起已去世8年的丈夫陈绍洋，罗兰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眼泪像大颗的珠子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他心里永远只想着工作，想着别人，从来没有他自己。”6月8日，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陈绍洋的妻子罗兰泣不成声。

陈绍洋生前是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军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先后获得“全军院校育才奖银奖”“陕西省青年突击手”等荣誉，2013年8月4日因病去世。

“绍洋的工作量，是其他同志的两到三倍，而且长年累月都这样，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西京医院副院长、麻醉科主任董海龙说，“他用50岁的生命完成了70年的工作。”

“麻醉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艺术”

陈绍洋1963年4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3年从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进入西京医院从事手术室护理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努力钻研麻醉医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全国著名的麻醉医学专家。

“陈绍洋教授工作很认真、学习很刻苦。”重症医学科主任张西京教授和陈绍洋的办公室在一层楼上，中间仅隔着一间会议室，“每天晚上我吃完饭到办公室看书、写东西，陈教授房间的灯亮着。我十一二点离开时，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33年来，陈绍洋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通过手术后总结、刻苦钻研，从一名护士成长为全国知名麻醉专家，业务技术几近“炉火纯青”的境界。33年来，他先后完成各种麻醉手术7万余例，无一例意外事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医生是保命的。”陈绍洋说，“麻醉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艺术。”

“愿将我的双侧肾脏，捐献给所需患者”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神经高度紧张，陈绍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和神经性耳聋。一次耳聋治疗期间，他得知院内有位煤气中毒的重症患者急需抢救，便毫不犹豫冲向事发现场，对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病人获救了，他的耳聋却更严重了。

“陈教授对待患者就像亲人一般，有病人做手术前他一定会去病房和患者悉心交流，问清楚麻醉有关事项。”和陈绍洋在麻醉科同事多年的曾毅说，“在他眼中，患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谁找到他，他都会尽力而为。”

陈绍洋常说：“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生应该用心为病人治病，全力为他们着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我的双侧肾脏，捐献给所需患者，也算为我的医学事业作最后一点贡献。”

“陈老师的人品学识令我敬仰，他不光教会我们如何做学问，更教会我们如何做人。”陈绍洋所带研究生刘曌宇，流着眼泪说道。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嫁给他”

尽管陈绍洋已离开8年了，但妻子罗兰仍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他，又爱又恨，爱得执着，恨得心痛。

生活中，陈绍洋是个没有情趣的人，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开车，不会用信用卡，不去看电影，不陪家人逛街，甚至不会和妻子说点甜言蜜语。即便在家里，他说的最多也是手术台上的心得。有一次，罗兰实在忍不住笑怼他：“不就是麻醉那点事嘛，你至于那么认真吗？”没想到陈绍洋立刻放下饭碗，郑重其事地问：“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们的父母，你还会这样说吗？”

“在老陈心中，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罗兰哽咽着说，“我甚至希望成为他的患者，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就能更多一些。”

结婚几十年了，但对罗兰来说，陈绍洋始终是个“公家人”，穿公家衣（手术衣）、吃公家饭（单位盒饭）、干公家事。家就意味着一张床，晚上12点以后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就又走了，跟孩子连个面都见不着。2007年，女儿考上了第三军医大学，陈绍洋好像一下子对女儿“关心”起来，隔三差五打电话过问孩子学业。罗兰打趣他是不是“要下山摘桃子”，陈绍洋笑着说：“那当然了，我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如今，陈绍洋的女儿、女婿都继承了他的遗志，双双从事医学工作。妻子罗兰依然无法忘怀，无法忘记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相守20多年的男人：“这辈子我们有太多遗憾，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