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从教60年

   这一次，鞠躬教授依然和过去一样，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接受学员上课报告，依然军容严整地站在三尺讲台上，从容地介绍他早年的一个科学发现：垂体前叶神经支配。每一张幻灯都清晰地显示着当年研究课题的重要实验结果，也都提示着下一步研究的关键方向。鞠躬教授那些自然而然加入的纯正英语，令课堂上的“90后”们仰慕不已。鞠躬教授不断向同学们发出问题，引领他们思考和讨论。当问题比较难于回答时，教授总是耐心地提示，并笑着说“I am waiting for your response（我在等你们的回应）.”这时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我认为”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课堂再次爆发一场讨论。

   讲课内容结束了，鞠躬教授并没有重申他著名的“垂体前叶神经体液双重支配”假说的意义如何重大，而是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好医生？他说一个好医生当然必需医德高尚，工作仔细、认真，无为不至地关心患者。但如只有书本知识，遇到书本上没有的病症，甚至眼看患者死去束手无策，痛苦万分。医学史上有许多例子，例如有孩子吧别针吸入了气管，母亲抱着孩子，哭求某医生救他。毫无办法，眼看孩子窒息死亡。那位医生痛心之余，努力思考解救的办法，终于创新地发明了气管镜。真正的好医生必需具有创新思维的能力。对于一旁前来听课的老弟子、机关干部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到的教诲，但仍然无不感动。

   同学们知道这是鞠躬教授的谢幕讲课，讲课结束后立刻献上早早准备了的鲜花，教室里的同学一拥而上，拍下了与鞠躬教授的珍贵合影。在年轻学子的簇拥中，鞠躬院士虽然耄耋之年，却显得那么年轻，那么神采奕奕。

   鞠躬教授1953年到第四军医大学工作的初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被认为是训练部（相当现在的基础医学部）讲得最好的一位，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醒悟，他以前只不过是个好的教书匠，只教了书本知识，没有认识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此后他讲课的第一张幻灯片一定是爱因斯坦的照片，下面还有他的一句话：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想象力较知识更主要），并希望学生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他在讲课中会不断提出问题要求学生问答，并且采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他之间讨论的方式，并且鼓励学生质疑他的意见。

   他常以钱学森先生之问来评价、改进自己的教学，也常因为目前应试教育强迫性地灌输知识对孩子们的摧残而痛心。

   虽说是从教60年，其实从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整整13个年头，他被剥夺了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损失了13年培养学生的机会，心中充满了遗憾！

   他来到第四军医大学前已下定终身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决心。创新思维是科学研究的前提，1953年的第四军医大学条件十分简陋，他在无人指导下到60年代初自己琢磨出研究的一些道理，开始发表论文，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大量发表论文，才逐渐悟到创新思维的真谛。鞠躬教授曾应邀在国内一些院校作创新思维培养的报告，也努力逐渐改善自己的教学。

   在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鞠躬教授没有被这“到了头”的地位阻挡，他写下了自勉的两条座右铭：“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更上一层楼的追求”及“痛己之不足”，更加勤奋地耕耘在神经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沃土上。1995年鞠躬院士获得“八五”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同年被评为总后勤部第一批科学技术一代名师。而那两句座右铭也被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年轻人挂在墙上，时刻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鞠躬共指导过130余名博士、硕士，新研究生进入神经科学研究所后，鞠躬教授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放映电影《居里夫人》，教育刚刚踏入科研殿堂的年轻人要像居里夫人那样执着地探求真理，为人类的幸福忘我工作，并教导他们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科研道德，强调科研面前人人平等，研究生无需一定服从导师的安排或结论，鼓励他们公开和他辩论，只要有道理，他照研究生的意见办。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从教60年的鞠躬教授虽然在讲台上完美谢幕，但他依然像常青树一样，指引着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续写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