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发展导弹和火箭事业，我国在1956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之初，五院从测绘和仿制苏制P-1导弹开始，最终在苏制P-2导弹的基础上，于1960年仿制成功了“1059”近程导弹。本文通过采访当年的亲历者，从个人的角度还原了五院组建初期的这段历史。
关键词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59近程导弹 P-1导弹 P-2导弹
一 食堂里的成立大会
1956年2月17日，回国后的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发展我国导弹和火箭的规划设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 10日，聂荣臻代表航空工业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经讨论后决定发展我国导弹技术，成立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①
1956年10月8日，五院在临时借用的466医院（北京军区空军医院）举行成立大会，聂荣臻在大会上宣布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并阐述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这一方针也成了当时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
五院成立之初，机构比较简单，研制队伍人数也很少。为此，聂荣臻提出要把研制队伍作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问题摆在首位，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
由于当时国内的大专院校还没有导弹和火箭专业，所以召集的人里面学什么专业的都有。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王桁回忆说，他是195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专业毕业的，学的是船用内燃机。那年暑假结束后他回到学校，学校宣布分配名单。宣读完了，他发现没有提到自己和另外一位同学的名字，就上前去寻问，结果被告知，国防部要成立五院，总参派人来各大专院校挑人，王桁和他同班的另一名同学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到那个单位干什么呢？问谁也不知道。学校告诉他们，只要9月8日去北京报到就行，车站有人接他们。整个上海交通大学有8个人分配到了五院。王桁他们来北京报到后，发现已经有几个人比他们先期报到了。王桁就问他们：我们来这里干吗？他们就说是来搞导弹的。有人就问：有谁知道导弹？王桁说“我知道”。刚解放那会儿，舟山群岛大战的时候，有一次中国空军和台湾空军对战，台湾方面有导弹，我们没有，结果我们有好几架飞机给打下来了。王桁心里想：我们难道就搞这玩意儿？只听说过导弹，没见过。这就是王桁仅有的一点关于导弹的知识。
报到之后无事可干，五院筹备组的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先出去玩玩吧。王桁他们都没来过北京，就趁机到北京各处转了转，直到 10 月 8 日五院召开成立大会。
所谓“成立大会”，也就是在北京紫竹院旁边空军 466 医院的食堂里召开的。五院占了 466 医院的地方，把这家医院“赶到”了石家庄。成立大会有一百多人参加，有中央各部委、国防科工委和部队的有关领导，钱学森等专家，再就是像王桁这些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大会正式宣布，根据 1956年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中国要搞导弹和原子弹，所以成立了五院，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搞导弹和火箭。王桁他们这才知道自己来北京究竟是干什么的。
成立大会之后，像梁守磐、任新民、庄逢甘等专家学者都先后来五院报到。这些技术专家对王桁他们说：你们这些新来的还不懂导弹，杂七杂八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学内燃机的、起重机的、冶金的还靠谱，学纺织什么的就不沾边儿了。于是这些专家就给这些新来的人讲课。钱学森为了帮助五院的人员了解导弹的基础知识，就讲授《导弹概念》。庄逢甘讲授《空气动力学》，梁守磐讲授《火箭发动机》，北京航空学院①的史超礼每周来两天讲授《航空概论》。讲课和听课一直持续到 1956年年底，直到苏联的P-1导弹运抵北京。
二测绘和反设计P-1导弹
五院成立后，为了尽快掌握导弹技术，决定尽量争取外援，在此基础上再转向自主研制。为此，五院在1956年7月2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请求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报告》。经与苏联协商后，苏联同意有限制地帮助中国建立导弹工业，接受50名火箭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和提供两发教学用的P-1模型弹。
1956年12月29日，五院总体设计室主任任新民代表中方在苏联援助的P-1导弹实物交接仪式上签字。随后，射程约300公里的2枚苏制P-1地地导弹运抵北京，五院开始测绘和反设计P-1的工作。
P-1导弹是苏联仿制德国V-2导弹而制造的，在当时的苏联已经过时，不再使用。导弹全长约14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约12.5吨，发动机推动力27吨，以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最大射程320千米[顾诵芬 2000，页 84]。
导弹运抵五院后，五院的大部分人才第一次亲眼见到导弹，很多年轻人惊讶地说：“原来导弹就是这个样子！”“这家伙能飞两百多公里吗？”“这东西像根大 竹笋似的。”[肖嵘 1999，页 72]
这两枚P-1 导弹，1枚是供教学使用的解剖弹，1枚是完整的实弹。随导弹运来的还有一些说明书、图纸等资料。导弹可以供教学使用，但是要生产导弹，必须先拆卸和测绘。
王桁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多少人懂导弹，最清楚导弹是怎么回事的大概就是梁守磐和任新民了，钱学森当时并没有给他们讲具体的东西。导弹运抵以后，梁守磐和任新民就按照实物给他们讲解。王桁他们不懂的地方就问，可有些问题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只能说个大概。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发现他们讲的有些地方也不对。中国的导弹事业起步时“一穷二白”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拆卸和测绘导弹，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厂房，为此五院专门盖了两个简陋的小平房，由总设计师室负责在里面对P-1导弹进行分解和再装配。厂房里只有两个三叉架、一根横梁和一副手动的起吊工具。
测绘需要先把导弹按照拟定的程序进行拆装，对每一个零组部件进行编号和造册。然后对照实物绘图，通电检测和试验，通过取样化验和分析，弄清材料的品种、规格和性能。在对导弹系统和主要部件构造有了通盘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反设计的工作。所谓“反设计”，就是从导弹的技术指标出发，按照正常的设计程序进行设计，把每一阶段的计算结果与苏联提供的导弹资料进行对比，就此搞清楚导弹的机制和原理。
研制人员花费了10多天时间把1枚完整的P-1导弹拆成零件，随后由各专业组分别对组件进行测绘和测试，花费了半年的时间。随后再把零件组件重新装配起来，恢复导弹的原样，这又花费了10多天的时间。所幸的是，除了一根细导管断裂外，在整个拆卸、测绘和重装的过程中，没有缺少一个零组件，连螺钉垫圈都一个不少 [李成智 2006，页 286]。
三与钱学森的谈话
为了加强人员的配备，五院除了招收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外，还从从全国各个工业部门、军队科研单位和相关院校调集了40多人。调集的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的技术骨干，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长征三号”总设计师谢光选。
当时调集这些人才的审查都很严格。首先政治上要过关，其次就是确实有拿手的本事，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谢光选早年就读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7年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兵工署沈阳九零兵工厂。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九零兵工厂改为国营七二四厂，谢光选一直从事炮弹和反坦克火箭弹的研制生产工作。七二四厂生产的这些武器弹药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观和视察过该厂。1956年年底，陈赓在视察七二四厂时，发现了一批军工人才，先后把该厂的谢光选、李乃暨、方俊奎等人调到了五院。
1957年3月，谢光选离开沈阳七二四厂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发现接他的是任新民。任新民也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还曾经给谢光选上过课。谢光选就问任新民：调我来北京干什么？任新民说：不准讲！后来谢光选才知道调他来是搞导弹的，可他对导弹的了解只限于大学时学习过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定理。
谢光选来到五院后，被分配到六室工作。六室是总设计师室，负责总体设计和抓总。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的机构设置中没有前面五个室，所以六室就等于一室。七室是搞空气动力学的，八室是搞强度的，九室是搞发动机的。当时中央有“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一条是仿制，一条是自行研制。六室全面负责仿制，九室主要负责研制新的发动机。
早在谢光选调到五院之前，他在七二四厂的同事徐兰如于 1954年调到北京，1957年1月又奉命调到五院，跟谢光选分在同一个科室。徐兰如在1944年冬天曾被国民党兵工署选派到美国阿伯丁兵工学校学习，重点学习轻武器。他在阿伯丁的试验场陈列馆参观时，见过从德国缴获的 V-2 火箭和几种火箭弹。
谢光选、徐兰如等新来的专家由于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就由他们带领像王桁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拆卸、测绘和反设计 P-1 导弹，因为新手测绘的很多图纸漏洞百出，要由他们来把关和指导。
在进行这些工作时，钱学森鼓励任新民、徐兰如和谢光选他们说：“这是工兵 精神，值得弘扬。科学技术中出现的很多新事物，开创时的工作条件都是很差的。 如居里夫人从大量镭矿中提取很少的一点镭就是很艰苦的劳动结果。”[谢光选 2011，页 5]
有一天，钱学森找谢光选谈话，他就向钱学森汇报了自己在沈阳七二四厂的工作经历，包括火箭炮、反坦克火箭、TNT不经熔化直接压入炮弹壳内、生产线设计与调试等等。钱学森就问谢光选，反坦克火箭是否用了Hollow Charge（空心装药穿甲技术 ），推进剂是否用的是 NC（Nitrocotton，硝化棉）和NG（Nitroglyccene）的混合物等问题。谢光选惊讶地说：“这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钱学森说是在书上看到的，他接着说：“这两项射流技术就打败了美国在朝鲜的许多坦克，阻止了美军进攻，将来我们有了大型火箭，帝国主义就不敢欺压、打击和侵略我们了。火箭由小变大，我们有很多知识要学，有许多事情要做，要讲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胜任。”[ 谢光选2011，页 5]
钱学森的这番话引起了谢光选的深思，觉得如果不补课、不勤学，就干不好航天事业。谢光选开始以《导弹设计原理》①为索引，补充了许多科学知识。
钱学森当了五院院长后还多次对谢光选说：迎来送往的事太多，小事如建个厕所也要我批，没有时间和大家研究、商讨技术大问题。谢光选就说：你就该当副院长专管技术。钱学森听后真的去找聂荣臻，要求当副院长。
1960年3月1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为副院长主管技术。钱学森说：这符合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四仿制 P-2 导弹的准备工作
1957 年 9 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同以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就新技术援助问题进行谈判。10 月 15 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新技术协定”或“10月15日协定”），苏联方面承诺在1957-1961 年年底向中方提供P-2、C-75、C-2、K-5M 四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及各种大型试验设施和靶机，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可接收相关方面的留学生。
由于“新技术协定”的签订，五院测绘和仿制P-1导弹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两发拆装的导弹又重新组装起来。后来，一发P-1导弹给了北京航空学院供教学使用，另一发给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通过拆装、测绘和反设计P-1导弹，五院的研制人员初步了解了导弹的基础知识，对导弹的结构有了感性的认识，知识和技能上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为了仿制P-2导弹工作的需要，1957年11月16日，五院成立一分院，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对于一分院的发展定位，钱学森指出：“一分院研究的产品是系列的：一个系列是导弹，另一个是运载火箭。在初创时期，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从属的，型号的技术水平应一个比一个高。型号和科技队伍都和爬楼梯一样，一层高于一层，出成果出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出成果，要重视在工作中培养人才。”[ 谢光选2011，页 6]
这些研制的导弹系列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起名为“东风”（DF）。运载火箭系列取“红军不怕远征难”之意，起名为“长征”（CZ）。两个系列的名字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1957年12月14日，苏联根据“10月15日协定”交付中国的两发P-2导弹（射程约 600公里）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运抵北京。同时还派来了一个P-2导弹缩编营，负责导弹的测试发射的操作训练。两发导弹和120名工作人员共同达到长辛店云岗。
P-2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2米，起飞重量20.5吨，射程590公里，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弹头采用常规装药，采用惯性加无线电横偏校正的制导系统，是苏联在德国 V-2 导弹基础上改进而成的。P-2导弹运抵北京后，钱学森、任新民和梁守磐等人通过检查外形和技术指标，确认这是一种已经淘汰的初级导弹，苏联这时已经研制成功了射程为8000千米的P-7洲际导弹[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08，页 4－5]。聂荣臻认为，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仿制这种导弹总比我们从头摸索便捷多了，应当好好学习。
由于五院所在地466医院地方狭窄，不合适搞导弹研制，于是就在1957年底搬到了位于长辛店的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那里的院子很大，基础设施很完善。
为了培养一支导弹研制的骨干队伍，1958年1月13日，五院和炮兵司令部共同组建了炮兵教导大队，实际上就是导弹部队的前身。参加学习的学员有近七百人，被分成指挥、发射、技术和运输四个专业，由苏联导弹营军官讲课和操作示范。
炮兵教导大队的训练就在长辛店马列学院的大院里进行，苏联专家因为每天都要授课和训练，也搬到院里来住。当时由于五院全院搞仿制，规定不管参不参加教导大队，所以人员一律参加苏联专家的授课。学习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由苏联专家讲解导弹的结构和怎么操作，最后再把导弹树立在院子里，除了主发动机点火以外，把全部操作程序完整地走一遍。
学习期间，炮兵教导大队进行过两次“初级点火”的合练，4月份在北京南口坦克靶场进行了一次P-2导弹实弹演练。在三个月的教学实践中，学员们学会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初步掌握了战斗技能。钱学森当时就说：炮兵教导大队对我们的导弹事业具有深远的潜在意义，第一批实干的种子产生了。
1958年4月，一分院在五院总体设计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总体设计部。5月，聂荣臻和黄克诚一起部署P-2的仿制工作。5月17日，国防部五院和一机部明确了仿制 P-2导弹的分工，一分院负责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二分院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计划第一枚仿制的导弹在1959年10月1日前发射成功，因此这次仿制任务的代号是“1059”。
1958年6月28日，苏联提供的第一批P-2导弹武器系统的图纸资料运抵北京。8月份又派了一批技术专家来中国帮助仿制，11月20日又陆续运来了包括生产图纸、技术条件、计算资料、标准件、工艺规程和部分工装模具、实验设备以及冶金资料等约一万册。
五院拿到第一批资料后立即投入翻译和复制工作，当时懂俄语的技术人员不多，只能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赶译。当时北京正值酷暑，钱学森在晚上就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带着西瓜去慰问参加翻译的人员。
研制人员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把消化和掌握P-2技术资料和图纸放在工作的首 位，力图弄懂每一个细节。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总体第一批图纸资料的翻译和复制工作，下发总装厂。其他各系统和设备的图纸资料也陆续分发到各个主制厂。同时，五院也下发了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紧急通知，要求把“1059”的资料吃透，凡是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要指定专人跟班学习。
五仿制“1059”的技术攻关
仿制“1059”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五院没有工厂。钱学森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导弹总装厂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新建一个厂，另一种是选一个飞机制造厂加以改进。
在长辛店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谢光选第一个反对建新厂。谢光选说：“盖一个新工厂，凭我过去在兵工厂的经验，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选一个旧厂加 以改造。”后来会议赞成了谢光选的提法，同意选一个厂进行改造。
选厂的条件和原则是：在北京附近，便于中央领导和指导；科学院和大学院校有很多科技单位在北京，便于争取支持和协作；选址附近要有足够的空间用于今后 的扩建；要有利于保密。根据上述条件，最终选择了位于北京南苑的211厂加以改建， 并在吴粮庄一侧建立了生活区。通过实地考察，钱学森、陈赓和苏联专家都很满意。
211厂是个飞机修理试制厂，始建于1910年10月，1914年曾生产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11厂被列为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经过扩建，211厂承担“米格-15”飞机的修理任务，逐渐从飞机修理转向飞机制造。211 厂最初承担“1059”的总装任务，后来在1958年10月正式划归五院建制。
在仿制P-2导弹的过程中，设计和承制单位先后遇到了诸多难题。首先，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不全，这给仿制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研制人员只能通过测试样机绘制图纸，在制造工人的帮助和配合下，研制合格的产品，弥补缺陷。
第二，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较差，原材料、元器件的品种和规格不全，例如冷轧钢板、无缝不锈钢等。为此，一分院于1959年底先后与鞍钢、抚顺钢厂等单位签订试制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协议，安排试制生产，或寻找代用材料。
第三是设备问题。“1059”导弹以焊接为主，而总装厂原来是一个飞机修理试制厂，以铆接装配工艺为主。研制人员自己制造了一些简易设备，也从苏联进口了一些。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并在武汉锅炉厂的鼎立配合下，试制成功了大型钣金件成型设备。
第四是工厂的技术力量薄弱。总装厂不仅焊工数量少，而且工种也不齐全。氩弧焊是当时比较新的一种焊接工艺。但是国内不能生产氩气，需要进口，每瓶价格 20万元，而且用不了几天。氩弧焊工人的手也被称为“金手”。他们一般不干重活和杂活，以保证焊接出合格的产品 [卜雨亭 2008，页30－32]。
为了克服仿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保证仿制的质量，五院只好将原定的1959年国庆前夕发射的日期推迟，改在1960年10月1日之前发射。
1959年3月，国防部五院决定建立设计师制度，任命梁守磐为“1059”总设计师。党委又根据上级指示，号召并组织全体同志学深学透“1059”的资料，技术人员要下到 211 厂和其他协作单位参加“1059”导弹的仿制生产，还组织到使用和试验部队去学习。
仿制“1059”技术攻关期间，五院急需大量人才，就从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单位调集了人才。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胡胜铭回忆说，他就是在1960年分到一分院的。他当时在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学习，那年正好要毕业，还没做毕业论文，一分院由于急需要人，就提前报到了。有的人在大学里只学习了两年，也分过来了。当时他们那一批来了大概3000多人。
由于一分院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员，加上正赶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灾害”， 吃住条件都非常差。聂荣臻为了照顾一分院一线的科研人员，就叫部队在内蒙古打黄羊，运到北京来。他还让部队从伙食里节省下黄豆，支援一分院的伙食。
当时一分院所在的南苑周围还是一片荒地。由于新来的人员太多，没有住宿的地方，只好在外面搭帐篷，一年四季住在帐篷里。帐篷外面都是杂草，夏天的时候天气热，蚊子多。
一分院有几所二层的“将军楼”，是一院的院长、书记等领导干部的住所。胡胜铭回忆说，他刚到一院的时候分在院里的管理部门，院里的领导刘璇、张军等人为了照顾他们这些机关的人，就让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住，在客厅里搭地铺，一个人家里能睡十几个人。他们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进行“1059”的仿制工作。
六自行设计试车台
1958 年秋天，当苏联P-2火箭图纸的翻译、复制工作刚刚结束，工作重点转移到学习资料、准备下厂投产的时候，研制人员发现缺少发动机试车和试车台的资料。按照技术条件的规定，每台导弹的发动机都要进行校准试车，在试车中测量出它的性能，然后加以校正，使它们符合要求，交付出厂。研制人员只好走走自力更生之路，自己设计和建造试车台。
据王桁回忆说，1959年年初，他们下定决心，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当时国内最大的液体导弹发动机试车台，以承担“1059”导弹发动机的试车任务，由负责液体导弹发动机设计的任新民亲自挂帅，组成了一个试车台任务书编写组，全面考虑建台的技术要求。他们从学习和消化“1059”的资料入手，参考国外试车台的资料，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提出了一份试车设计任务书，具体规定了建台要求，这包括液气系统原理图、测量系统要求、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等等。试车台的设计和施工采取了交叉作业、分系统包干的办法，加快了进度。试车台被命名为“二号台”。
1959年夏，二号台开始了全面施工。由于试车台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相关的技术人员不辞劳苦，往返于工地和设计所之间。到了年底，土建和设备安装工作宣告完成。但是，怎样把已经基本建成的试车台调整好，使各系统协调一致地工作并满足发动机试车的要求，王桁他们心中却没有底。调试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是试车台能否投入使用的关键。
1959年底，二号台进行了全面检查、调试和验收。在一位苏联专家的帮助，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系统调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还是无从下手，只有靠自己摸索前进。研制人员各抒己见，最后由实践来检验。
王桁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由于一个操作手的失误，使一个发动机的活门超压爆炸。一声巨响，碎片四处乱飞，所幸没有人受伤。通过这一事件，研制人员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检查了各个系统，复查了操作规程，制定了严格的系统更改审批制度。同时，操作人员开展了熟记操作规程、严守操作纪律的活动。这些工作使试车台的设备状况进一步改进，操作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大大提高。
后来经过多次试验，到了 1960 年 6 月底，在距国产“1059”发动机交付的日子还有一个月时，研制人员终于在发动机总装前完成了建造和调试试车台的任务。①
七“套”苏联专家的话
经过研制人员和工人们的艰苦努力，“1059”导弹的仿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苏关系从 1958 年后期开始恶化。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要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这无疑为“1059”的仿制 工作带来了困难。
“1059”发动机采用的是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当1960年箭体的仿制几近完成时，发动机推进剂又遇到了问题。苏联专家提出，中国自行生产的液氧所含可燃物质过多，使用时会有爆炸的危险，必须从苏联进口。于是中方和苏联签订了液氧的进口合同。但苏方又再三拖延供货日期，最终撕毁了合同，拒绝向中方提供液氧。
1960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苏联专家，中断了一切资料和器材的供应。对五院来说，苏联计划提供的5个火箭试车台、5个冲压式发动机试验设备、4个大的试验台、8个风洞的设计资料和专用设备、6种导弹的制造资料，除已到的之外，一些关键性的设备和资料，不再提供[ 霍 有光 2011，页 174]。不少苏联专家对赫鲁晓夫的决定深感不解和无奈，但也只好按照苏共中央的决定开始撤离。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五院就要求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据谢光选回忆说，他刚到五院的时候认识一名苏联专家赫兹洛夫，帮助中国仿制“1059”。谢光选问他怎么设计，赫兹洛夫都如实回答。但是问他为什么这样设计，他就说这些问题不在合同范围之内，我们不能够回答。
为了能够尽快学会导弹的设计知识，谢光选他们自有办法。他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美国怎么解决，法国怎么解决，说了好多，然后就问赫兹洛夫，苏联是怎么办的？赫兹洛夫就说苏联跟哪个解决方案相近，这样一下子就“套”出来了。
然后赫兹洛夫就跟谢光选说，下次不能这么问了，这样会把苏联的机密都“套” 走了。后来，苏联派了一些保密人员专门来监督苏联的专家，就发现了谢光选他们会“套”苏联专家的话。苏联的保密人员就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开会，批评了赫兹洛夫这些人，要他们提防中国科研人员“套”他们的话。此后谢光选他们再用这招就不灵了。
8月12日，最后3名苏联专家从五院一分院撤离回国。在一院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的会议上，党委成员张钧政委发表了讲话。张钧在讲话中感谢苏联专家的帮助，认为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是错误的，重申了中国人将自力更生，在近期内把“1059”仿制成功。
8月24日，驻酒泉导弹试验基地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中央军委随后决定用国产推进剂发射导弹。经反复检验，国产液氧和酒精推进剂完全合格。
9月10日7时42分，经过拆装练兵的一发苏制 P-2 导弹在酒泉试验基地飞行试验成功。这次发射使用的酒精和液氧推进剂是由国内化工企业生产的，否定 了苏联专家所说的中国生产的推进剂不合格、只能向苏联订货的断言。
9月19日，国防部、炮兵司令部和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组成的导弹验收小组 对“1059”导弹产品质量进行了验收，除全弹结构略有超重外，全部装配质量和 测试结果都达到技术要求，同意验收。
10月17日，国产“1059”导弹发动机进行试车，历时90 秒，取得了成功。为了保证成功发射第一枚仿制导弹，五院在10月19日发布了《“1059”试射几项规定》，组织了一支77人组成的试验队，谢光选担任“1059”导弹仿制生产地 面设备总负责人。
八第一次系统工程的成功运用
1960年10月上旬，为了发射第一枚国产导弹，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槃、梁思礼、谢光选等人提前一个月进入了酒泉发射试验基地。
首批试验的“1059”导弹一共有3枚，其中战斗弹2枚，遥测弹1枚。10月23日零时45分，载有3枚“1059”仿制导弹和仪器、地面设备、特种车辆和120多名发射试验人员的火车，从211厂开出，前往永定门火车站。4点40分，专列从北京出发，秘密驶往酒泉导弹试验靶场。专列的保卫和保密程度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专列的级别，沿途由解放军和民兵担任双层警戒。列车停靠时，无关人员不准靠近。
由于运输的需要，列车的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70千米。可当时由于国内火车采用的都是老式的蒸汽机车，根本无法测速，司机和参试人员只好通过数铁轨旁的树木、电线杆、里程牌和看手表的办法来估计时速。整个运送的过程气氛非常紧张。
10月27日13点20分，“1059”运抵酒泉试验基地。由于酒泉基地当时的靶场还没有完全建成，试验条件非常差。1960年又适逢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参加试验的人员只能吃到苏联黑大豆面做的馒头。
参试人员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导弹的卸车、启封、外检和水平测试工作，分析每个仪器设备的性能参数，检查每个元器件和零部件是否牢固，焊点是否可靠保险，确保万无一失。
11月1日12点50分，第二台“1059”导弹发动机在北京进行试车时，氧化剂泵发生爆炸。晚上11点30分，消息传到酒泉基地，发动机组连夜开会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台“1059”导弹发动机的涡轮泵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飞行试验。
从11月3日起，计划用于首次发射、编号为000360的“1059”导弹开始测试。 测试结束后，导弹用专车送到三号发射场区。在气温零下20度的环境下，导弹安装完毕。
11月4日晚，谢光选被确定为代表，乘车到阵地地下发射控制室执行任务。他当时非常激动。经过这么长时间耐心细致的工作，他相信导弹的质量是可靠的。但这又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仿制的导弹，不免心情十分紧张。为此，钱学森等试验队的领导人员安慰他说：“你很幸运，代表我们五院的专家到地下控制室去。要沉住气，一定会成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08，页 18]
1960年11月5日上午9点02分28秒，发射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导弹直冲蓝天。导弹起飞几秒钟后，按照飞行轨道转弯，逐渐加速，最后变成一个亮点，向正西方向飞去。7分32秒后，弹头落在距发射台550公里的目标处。消息传来，全场欢呼雷动，掌声一片。10点45分，搜索队找到了弹头，11点20分又找到了弹体。至此，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
“1059”导弹发射成功那天的中午，谢光选碰到了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代司令员 李福泽。李福泽笑着告诉谢光选说，晚上要吃“伙食尾子”。不解的谢光选就问，伙食哪来的尾巴可吃？李福泽就说，“伙食尾子就是办伙食剩下来的钱。如果说是宴会，让聂帅知道了，不但要挨批评，连庆贺宴也就吃不成了。”[卜雨亭 2008，页 107]
晚上的庆功宴是四菜一汤，西红柿炒鸡蛋、猪肉辣椒、炒扁豆和炖黄羊肉。经批准射杀了几只黄羊，做成肉汤是主菜。从广州来的飞机顺便带了些西红柿、辣椒，加上战备用的鸡蛋粉、压缩扁豆等食材做成了宴会餐。在60年代物资匮乏的条件下，“1059”的研制人员打了一次“牙祭”。
继11月5日发射成功后，“1059”导弹又分别在12月6日和16日进行了两次发射试验，均获得了成功。试验结果表明，仿制导弹达到了设计规定的战术技术指标。“1059”导弹仿制成功后，进行了小批量的生产，以便为训练导弹部队进行试验所用。
1964年2月27日晚，导弹总装厂将一枚“1059”导弹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不久接到上级指示，“1059”导弹改称“东风一号”。
谢光选后来说，我国仿制的“1059”近程导弹发射获得成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工程的成功运用。在这次仿制中得到了 1450 个县团级单位的大力支持，主要承制厂有60多个，二级协作厂有100多个，涉及70种学科知识和专业技术，历时数年，耗资数亿，这是国家的意图，政府的行为，集聚全国之力来组织实施的，使综合国力在尖端事业上开始了突破。
致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谢光选院士、总工程师王桁和胡胜铭等人接受访谈，特表感谢！
参考文献
顾诵芬主编 2000.《世界航天发展史》. 洛阳 :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肖嵘 1999.《天路——著名航天专家任新民》.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
李成智 2006.《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谢光选 2011. 怀念钱学森 .《中国航天》. (12).
卜雨亭 2008.《谢光选》.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霍有光编著 2011.《钱学森年谱》. 西安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主编 2008.《天穹神箭：长征火箭开辟通天之路》. 北京 : 中国宇航出版社 .
张均主编 1986.《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韩连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