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轩祥，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医师、三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国家卫生部临床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顾问。在我国首批从事口腔粘接技术的系列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显微激光应力分析法进行金－塑界面应力的研究，首报预成蜡材失晶粗化金属表面新方法，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1987年赴瑞典学习骨结合种植体，率先在亚洲开展骨融合种植义齿修复，研制成功中国的MDIC种植体系，使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负责国家、省级自然科学基金课题４项，承担军队“七五”、“八五”协作课题及校级专项研究２项，发表学术论文76篇，获国家专利五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军队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主编、参编《口腔修复学》等教材及专著《口腔医学实用技术从书--口腔修复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总后勤部优秀教师及陕西省优秀院长称号。

学校政治部出了这个不小的题目,接到征稿函后从何谈起呢?仅从一个老研究生的视野抒发个人一点情怀。

历史的镜头回放，记得1979年,我从成都军区空军考入四医大口腔系,名之曰陈华等9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彭琬等9人。那是恢复研究生制度的第二年，导师们是陈华副校长，丁鸿才、欧阳官、徐君伍、史俊南、王惠云、周树夏、陈日亭、陆先蕴教授，但招收简章上只出现“陈华等9人”。那年的12月我们9人（彭琬、吴军正、殷新民、马轩祥、税荣昭、姚月铃、顾晓明，冯海兰、柳大烈）从四面八方赶到西安四医大教务处报到,然后分到轮训队研究生班，住在现在研究生院所在的地方，不过不是现在的研究生院的高楼大厦，而是三座小二楼的第二排的二楼，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一楼。口腔班的男生6人住在一间约30余平米的大宿舍里。到校后才知道为了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从外单位招收师资，本单位的人还不允许报考，原因是害怕3年后培养的人才被分出去，先解决本单位的燃眉之急。

开始是研究班的42名同学在一个班里上一个学期的基础课。研究生班的教室安排在现在二区门口右边的楼后东一小教室，那是一排东西方向的土木结构的平房，一间大教室约180个座位，东西头各有一间约有40个折叠式的座位供学生们上课。记得每周有两次早操时间，早上6点半钟学校的起床号吹响后，集合起来由白队长带队跑步。晚上一般要求是10点钟熄灯，可是由于功课紧，加之部分同学需要补习高等数学等入校前拉下的课程，或应对课程考试，经常有人熬夜至凌晨。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保证我们的教学，在现在的行政楼、当时的教学大楼东解剖学教研室上头颈部具解课时，两个人一具尸体供我们上头颈部局部解剖用。记得当时给我们上基础课的教授们有苏成芝、汪美先、汪良能、郭祖超等学科创始人级的教授。

转入第二个学年后，开始到口腔系学习，彭琬等9人开始分专业，3人到颌面外科，4人到矫形科（含1人到现在的正畸科），1人到口腔基础，1人学习放射。进入专业课程后，学习地点是当时口腔系、口腔医院（现在的西京医院住院三部的二楼和三楼，院办室、医教部、政治部、护理部、院务部等机关约7～8用房），与当时的中医科、眼科、耳鼻喉科同在一个楼。各科的号由设在楼前老挂号室（相当于现在新口腔医院的东头）。周末全院点名时，经常由余畅院长集合大家约一百零几号人站在楼后的空地上举行。记得在1980年，当时由于全国第二大的口腔医院正在兴建之中（即现在的口腔医院老医院），医教部许元黎副主任饶有兴趣带领我们一行9人登上正在搭建的脚手架，从一楼到顶层四楼参观，畅谈将来的布局和新楼的发展。

1981年，十分难忘，那一年，口腔医院举院搬迁到新医院，全院大动员、热火朝天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手推肩扛地楞是把一个规模约100张椅位的口腔医院从旧楼搬进新楼。从此口腔医院结束与其他专业混合在一起的局面，走上腾飞的新时期。在院周会上院长兴致勃勃地谈到当时口腔颌面外科120张床位、全院牙椅150张，当年创收约70万元，在当时规模居全国之首，学科建设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后经陈华、余畅、陈清几任院长的多方努力，又盖起了专门教学的教学和阶梯教室。但口腔医院的实验室相对滞后，记得当时为了解决研究生的实验基地问题，从一楼到四楼均被抽出过房间作为研究室。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教研室都在想法设法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逐渐在四楼形成了实验室的专门用房，集中并新添了一些基本的设备。

一次难忘的研究生答辩会，记得1981年的一个夏天，在教学楼西二小教室里,由刘副校长主持的全校第一个研究生梁茵的毕业论文答辩会,教室内座无虚席,气氛庄重而又紧张，答辩委员会由7名专家专家组成，从那次会上知道了研究生毕业答辩的程序，也体会到学业的艰辛与答辩成功后的喜悦，激励我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的斗志。回想起为了完成学业，基本上是从早上天一亮，医院大楼开门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门卫清点大楼内的人员，一直待在实验室内做粘接技术的实验。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常常是自己带些米，用电炉煮饭配上咸菜将就三餐。在实验室内一待就是13个小时，有时为了骗门卫，假装离开大楼，实际上又返回，或者是深夜几点再翻窗而出。

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是个非常要紧的事。在实验遇到困难时，常常是通过讨论茅塞顿开，记得有个同学遇到关键的难题，一两周都无法解决，借助同学的建议，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为了解决实验室条件差，导师们经常带领我们去兄弟科研院所参观，寻找院外辅导老师。如到西工大、陕机院、西安交大、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通过参观实验室开辟联合培养和借助外单位的实验室，解决设备不足的难题，现在看来，这种跨专业的理合仍然十分必要。

另外记得我们在上王惠芸教授的咬合学时，除了开展课堂讨论外，课后还写出书面的体会与认识，交给王教授一字一句的修改，从中受益匪浅。还记得在上欧阳官教授的课时，他让我们自选题目，查找资料，写出自己的读书报告，并在课堂上宣讲，既锻炼了文献检索、写作能力，也锤炼了思维与表达能力。当然在同学的研讨中也学会了组织讨论与碰发出科研思维的火花。

由于当时资料检索的局限性，为了查找一篇文献，要费数天到数周的时间去找图书借阅人手中找，或通过图书馆进行馆际邮寄，甚至利用出差机会到兄弟院校图书馆查阅文献。在没有复印条件时还得手工摘抄，手中数百张卡片的积累，在现在看来算不得啥，但通过这些原始的科研资料积累，可能会锻炼动手能力，达到磨炼个人意志的作用。

1982年是我们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份，多数同学都是提前3～6个月完成动实验,书写好毕业论文。论文是由获得打印能手称号的院打字员小段帮助用活字盘打印机打印的。幻灯多是在2.5X4cm的胶片上动手用毛笔书写幻灯片,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80年代,只有院办室才有一台移动式中文打字机,专业打字员一小时才能打一百来字,要想通过打字员打成幻灯稿,再通过照相机拍成反转片,到街上唯一一家洗像馆一周后才能拿到幻灯片,再把它装在幻灯框里,然后才谈得上在幻灯机里放映。如果不慎出了差错，或经过导师或反复试讲中别人提出修改意见，那就得将上述过程再重复1遍，甚至3～5遍。这就要求毕业答辩前至少3～5月准备答辩工作。而这些繁杂的劳动，今天只需1～2天做完的事，在当时就需几个月，似乎浪费了不少时间，但从另外角度看，增加了过程的难度未必是件坏事，经历是财富，可能会有利于研究生的学习效率和艰苦磨练与素质培养。

日后的经历证明，当时的磨练有助于人才的成长，有不少人成为学校的学科带头人、部门、医院领导人、科室负责人、学会的掌门人。正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总结的，回顾过去3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程，概括起来，“成就巨大，建立了体系，填补人才培养的空白，加强了基地建设，培养的研究生成了各行业的骨干力量，横向比，发展快，与国外的差距很小。

今非昔比，过去学校的卫生处旧地址上早就耸立起新教学大楼；旧营院、旧平房、旧礼堂拆除了，变成环境宜人的绿地；旧教学大楼翻新后成了西安市保护的老建筑，昔日小二楼区的研究生队变成今日的气势恢宏的研究生院；过去的军队卫生系平房地址上屹立起四医大标志性建筑科技大楼；往日的红楼、教七排地址上新礼堂拔地而起；印刷厂、教保处旧址上建成了许多高层建筑；邻大街的口腔医院新大楼彻底改变了“口腔无口”的困境，并成为亚洲最大最好的口腔医院；旧口腔医院内环境焕然一新，呈现出崭新局面；西京医院专业性住院大楼彻底改变了往日的格局，日门诊量和年发表论文数量都是名列全国前列；新建成的消化病大楼更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唐都医院院容院貌彻底改观，特色突出；总之，一走进今日的四医大，那种名牌医科大学的气势迎面袭来，改革、奋进、拼搏的精神风貌感染着每个人，旧日的面貌彻底改变，以往的优良传统正在被发扬光大。30年来乘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入实施精品战略，建成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军医大学的宏伟目标正激励全校教职员工以实际行动创造骄人的业绩，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展望未来，相信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四医大人通过那份执着和忠诚，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