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痛快地答应来四医大开会，原因有二：一是四医大是一所名牌大学，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二是我本人的职业是教师，创作是业余，1985年大学毕业就教书，我执教20多年，我更愿意以教师的身份来开会，与各位同行各位学员交流、互相学习，不当之处请批评。
    我最感兴趣的是四医大精品战略系列中的“精彩年华”，学员在校园的五年时间既是学习过程，也是人生的成长过程。我在陕西师大开设《文学与人生》的主要内容也是讲授这方面的内容，学生如何度过大学生活？医科大学本科五年，一般大学都四年。大一完成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型，同时确定自己未来事业的方向。以文科为例，用一年时间将图书馆的文科图书大致过一遍，在大二第一学期应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了。其实一个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也就是大二大三两年，大四要实习，做论文、找工作，完成这三件事。从这一点讲大学生比高中生挤高考独木桥更难。高中生虽“苦”，但目标明确，就是一个大学、考上大学就是一切。大学的目标呢？关系你一生的成败！本科生的有效时间只有两年。大一大四不算。大一是摸索、是发现自我，在专业中选“我的专业”，一年时间非常紧张。大四面临毕业，如果大一选择准确，大二大三学习得法，大四就是收获阶段了。
    最幸运的学生有什么好的机缘呢？我想还是有的。一所好的大学不可能保证每届学生都很“幸运”，有丰年，也有灾年。这是对师生两方面而言的，是对等的。我们设想一下，一所大学某一年招收的学员极好，生源不错，学校这方面那些优势专业都是年富力强的教师，好学员与名师相遇，这无疑是教育的奇观，这种奇观不是年年都有的。再好的大学，遇到转型、师资断代，好生源也可能泥牛入海。至于学员，很简单了，“天才”都是大面积生长的，跟庄稼一样，地好、肥好、种籽好，风调雨顺，不会一苗独秀。打开世界名校的校史，杰出人物的出生成长年代都有“扎堆”现象。一个校园，一个班级甚至一个宿舍，甚至极为隐密的个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氛围里，都有“杰出”的因素。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始于16岁中学阶段，老师已经不能教他了，因为他学不了当时的“时下知识”。天才人物都有“不可教”的一面。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功课都是100分，最终等于什么？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一个阶段每一门课都“优秀”。人生的成功得之于智慧，而不是精明更不是聪明。“天才”固然出于勤奋，而更多的“天才”在一定时期相当懒惰，这种懒惰散漫是一种休息，是养精蓄锐。所以一个学生发现自己很重要，把自己的兴趣嗜好，一句话，把自己的“本质性力量”与“心灵的内在需要”与专业结合起来。前者是马克思所言，后者是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所言，都是对美的定义，马克思说：什么是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康定斯基则说美是“心灵的内在需要”，内在与本质相似。创造性的劳动都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享受与内心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都是全方位的，科学与美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在先秦那个大时代，动荡战乱，孔子在周游列国屡屡碰壁依然怀仁爱之心，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遑遑如丧家之犬依然“食肉者鄙”、因为孔子有文化的大义在。这都是人之为人的东西，也是一种精神的心灵的东西，也是青年学子在通过高考独木桥之后进入人生的大学所面临的问题。
    知识与智慧是有区别的。知识是一种公共性的东西，而智慧关乎个人，与个人的体验经验相关。任何一个大学所提供给学生的学习途径无非这三个方面，课程、图书馆、学术讲座。课程分必修与选修课，在必修课上，学生很难分出高下，100分与60分差别不大。如果整个知识体系老化，得100分者肯定脑子有问题，这就是爱因斯坦求学阶段那么难？因为牛顿体系已近尾声，爱因斯坦出现后，不少科学家流下眼泪，一个知识体系终结了。据说过去有些专家招研究生专招分数低的，迷途知返是有条件的，分数低误入歧途浅，孺子可教，分数高就孺子不可教也。选修课就有补遗的作用，学生就有选择的余地了，见识、目光有高下之别。这才是开始，图书馆与学术讲座完全体现学员个人意志，你的视野、判断、取舍、可太重要了。一个学员在大学期间，实际上在建筑“个人的图书馆”、“个人的知识系统”，在研发“个人的软件”、“个人的核武库”，谁的最科学，谁合乎“道”，合乎“规律”。这就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问题了。世界观者，观世界，把你的专业当作一个世界，你如何看这个世界？方法论就是观念问题了，就是战略问题了，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去年我有机会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名人墓看到王明夫妇的墓，我就想，这位老先生如果在大学教书一定是个不错的学者，可以读原版的《资本论》，口才也不错，可要把理论化为实践，“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本领就远逊于毛泽东了。再把毛泽东与其对手蒋介石比较一下，都是政治家、军事家，但在哲学与文学这两方面，蒋介石空缺，蒋介石知识体系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蒋介石基本上与“五四”运动没什么关系，中共领袖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五四”之子。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伟大的时代：即先秦思想，魏晋风度，五四精神。先秦思想，即诸子百家，那些“子”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原创，属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时代；前边讲了，哲学即世界观，世界观者观世界，我们的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就是那样的目光，包括医学界的骄傲神医扁鹊，更遥远一点《黄帝内经》，医道也是人道，体现的是天地人的总体论宇宙论。魏晋风度，风度者人的内在气质也，风度是一种性格，是一种美，魏晋是一个美的时代，连曹操这样的奸雄都横槊赋诗，魏晋的直接结果就是盛唐之音。毛泽东诗写得好，效法的都是唐诗中的精品，所谓三李、天才李白、鬼才李贺、爱情诗大师李商隐。毛泽东是个政治家，更是个诗人，诗人的最大特点是激情与想象力，这两样在美国学者阿瑞提的著作《创造的秘密》中定义为创造力，蒋介石更像一个散文家，跟不上毛泽东的思维，不对称。蒋介石手下的将领很少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像栗裕这种数次上书中央改变军事战略的例子，蒋系是没有的。思想的规模与格局就一样，毛泽东秉承盛唐雄风与五四那个大时代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中国历史上三个伟大的极富创造力的时代，毛泽东就兼备了两个，这种大境界中，每个人都完成了其天赋之才，天才者，上天赋于人的自然神力，你要去发现之，完成之。所以，为师者不但要教学生知识，还要教学习的方法，更要开启学生的“心智”，唤醒沉睡在学生身上的天赋的“潜力”，给学生的学习生涯埋下未来“大师”的种籽。学生以后的成败取决于大学校园，因为大学是一个人学习的最后阶段了，也是思想思维模式的定型时期，也是人生最精彩的年华。
    作者简介：红柯，原名杨宏科，1962年6月出生，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人。毕业于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1985年参加工作，历任陕西宝鸡师院宣传部院刊编辑，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讲师，后曾任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远走新疆，生活10年。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3年12月被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美丽奴羊》、《黄金草原》、《跃马天山》、《太阳发芽》等，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老虎！老虎！》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评为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第一名，荣获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红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