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到四医大两天，就参加军校文化论坛，这让我多少有些紧张。选择这个题目，就意味着我选择了一个大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从来没有很正规的在大学读过书，甚至没有在大学里有过短时间的居住、生活。就是说，一个没有过大学经历的人要谈大学文化，特别是面对的还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军医大学。好在我这个人“无知者无畏”惯了，就试着从第三只眼来看四医大吧。
    这第一只眼当然与我的职业有关，毕竟是做记者出身嘛。第二只眼嘛，大家一看便知，今天在坐的军人居多，你们是军我是民。第三只眼，很具体也很现实，这三四年中我因为一直在生病，不断的在北京到处跑医院，大医院去小医院也去，接触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就像到四医大亲眼目睹了我们神采飞扬的樊校长，稳重敦厚的孙政委。昨天我们到学校下属的几个医院参观，很受鼓舞，长知识也长见识。说句心里话，其实我第一个想去的不是科研院所，而是候诊大厅。因为我到任何一家医院去，首先要去的就是候诊大厅，因为这个候诊大厅要决定我的命运，就是让我决定要不要在这个医院看病。即我要见哪一个医生，会遇到哪一个医生，要经过什么样的设备来检查我的肉体，医生作出的诊断是不是准确，他用的药是否对症，是不是好药，是不是真的药物，能够发挥作用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我遇到的服务是不是优质的服务、人性的服务？到一个医院，这是一条龙，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简单的问题，让我真正的认识到却还是从昨天的考察中。如果不这样说，我随便到街上找一个普通人，我想，他是不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前天晚上，我听了学校十一位同志关于医院精品设备的演讲，包括看那些设备的图片展示，很是激动人心啊。但非常遗憾，这样的机会绝大部分病人不会有，病人到这个医院，他们只知道，我要挂个专家号，究竟这个专家能不能看这个病，看到什么程度，他只是道听途说，不是很清楚。他只是从票贩子手里搞到一张票，或者排队，从凌晨两三点，带着小板凳坐在门口，为了拿这一张票，要见这个专家。确实，一个医院，一个大学，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精良设备，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些设备，谁来掌握设备？掌握设备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科学家，什么样的研究者？他们怎样掌握，作出的判断是不是最准确的判断？一次，我到北京一家很著名的大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做完了穿刺检查以后，他告诉我得的是什么样的病，我问他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你只能看中医去。我听后很恼火，说，你是一个国内所谓的权威专家，你现在所做的只能说是通过精细设备给我诊断了，但你不能治疗，那你算什么专家？既然如此，你这个权威在我这里就要打折扣，我就不承认你是大师。昨天下午，北京出版社一位编辑给我发了条短信，他们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书，想让我在报纸读书版上做宣传。宣传什么呢？这个书的名字我一说大家就笑了——“别让误诊害了你”，就是这样一本书，里面介绍几十个病例是怎么样被误诊的。同时，大家还会发现，现在满街都在卖有关医学保健的书，这些书大都不是我们医院编的书，恰恰是所谓的异人、高人、大师。这都是些什么书呢——《求医不如求己》。现在人都不信医院，而信民间大师。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这本书，只是这种现象。不怕你们笑话，我兜里每天都带个刮痧板，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刮一刮。我相信中医的保健功能。我当然愿意经常到医院去向医生咨询，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医院的门难进，脸难看。你跟专家请教，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后面还有几十个上百个人在等着，他跟你能谈上三五分钟就不错了。这样的专家，他怎么能够正确地来判断你的疾病，给你开一个科学的负责任的处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谈大学文化。我在想，大学中的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是与科技相结合的。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老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说的最多的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谈文学中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问题，说白了，我们作家写作，无论你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报告文学，人们称你为著名作家，是大师，我以为这有点悬。能否称为大师，你的背后得有一个符号跟着。就说我们的小说家，从白话文学发展的百年以来，最有名的是谁，我们推崇的是谁，我认为南派为代表就是鲁迅，北派为代表就是老舍，中西部为代表的就是赵树理。这三位作家，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他们给中国文学画廊，平均每个人都增加了十几个重要的经典人物，比如祥林嫂，骆驼祥子，小二黑；另外一个是，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他们分别写出了代表他们那个地域的风俗性的语言，无论是鲁迅笔下的江浙，还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赵树理笔下的山西，至今无人能替代。这样的作家，我们称其为大师。那么现在呢，所谓的茅盾文学奖也好、鲁迅文学奖也罢，以我们国家的人口，一部小说，炒得那么热，发行量连一百万册都不到，怎么能称得上是代表国家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呢？我觉得远远不够。得鲁迅奖的，出的书发行量连十万册都不够，发表的刊物发行就几千本，顶多两三万本，评委中的几个所谓的评论家，大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文学思想，几个人一商量，一个国家奖就诞生了。而且，这种惯例一直可持续发展着。你说可笑不可笑。自九十年代以来，没有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一个经典人物。八十年代初，高晓声写了《陈焕生进城》，陈焕生这个人物形象留下来了，成为经典，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刚才开会之前，主持人介绍我们是名作家，其实我很心虚，我没有底气呀。如果我笔下有个人物，别人一说这是我红孩写的，那么我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现在没有好作品，就不敢称之为好作家，甚至不能称为作家，只能说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
    即便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也很可怕。我们这些人，从早晨起来就在写，写什么呢？其实一个大学，一个社会，很像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校长是报社社长，政委是总编辑。院系主任就是各个版块的主编，各个专家教授就是责任编辑。自然，一个媒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鲜明的立场。从去年开始，你们四医大开始实施精品战略，这就是这个时期的主题。但究竟哪些是精品，就像版面的文章，好不好看，耐不耐看，具体说，病人愿不愿意走进你这个医院，孩子上学愿不愿意考到你这个第四军医大学来，这不是一句话就能回答的。因为，这里有个文化的问题。文化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我们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东西，即那些物质的东西，比如大楼，设备，包括我们设置的学科。它还包括一些非物质的东西，那是你一生不可以去忘记的东西，也包含让你去向往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称之为文化。我们来想一想，四医大有名，有名都是谁呀，是二大队，是张华，还是我们的鞠躬教授们。从事文化工作多年，我最不能把握和认识的恰恰是文化。我总觉得，文化是一种核心向心的东西。大学的核心就是拥有自己的文化。刚才同学们在发言的时候，我看到樊校长和孙政委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幸福的人。我想到今天早上，我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七岁，昨天老师说让她们学习安徒生童话，学完写读后感。我问我爱人女儿表现怎么样，她说校长听课时嘴巴都笑弯了。看来孩子露脸了。今天的学员发言，有些话说得很好，比方说：“大学文化是一种核心价值观。”这话总结得非常好，我们在座的未必比同学们总结得更好。谈到文化，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先进与落后的问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问题，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问题，新文化与旧文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要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我看咱们学校发给我们的参考材料非常欣喜，读着很舒服，主要是非常的口语化。大学呢，应该是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地方，但书卷气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几年前我在主编一本杂志，叫做《艺术教育》，接手时亏损很大，一年亏损四十万。我离开三年以后，这个杂志每年盈利一百多万。这个杂志是靠什么盈利的呢，就是靠收取论文费。我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要求我们的编辑，我们发表的文章一定要通俗易懂，要说人话，不说人话的东西你这个编辑就不要给我送，标题更是如此。我现在已经离开这个杂志几年了，依然有不少高校的老师托我来给他登论文。每看到那些不说人话的文章，我就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我让他们去那样的学校吗？如果他是我孩子的老师，我该怎么办？天啊，你去搞音乐教育，你去搞美术教育，你去搞舞蹈教育，你本身就是半瓶子醋，你怎么能给孩子教得满肚子学问呢？可怕，非常可怕。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种情况它具有普遍性，当前教育腐败很严重，研究生为教授写文章问题很突出，作为文科顶尖的院校北大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搞市场经济，把有些行业产业化可能是发展方向，但问题也很突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产业化问题，卫生产业化问题，文化产业化问题。就说每年的艺术招生，一下就是几百万学生报名，光一个大学的报名费就收入五六百万。这就难怪有那么多的大学要扩招，连南方的一所海洋学院都开设音乐教育。一个学生一年学费一万多，在加上其他，两万多。四年大学就是十万啊，学生能拿得出吗？我来开会前单位招聘8个编辑，各位想不到，仅5天时间，就有1600多人报名，大部分是博士硕士。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人多岗少，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还没上岗就先下岗。我不知道四医大毕业的学生是否都能在部队找到工作。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到单位找工作，不问干什么都是先问多少工资。我说一个单位月薪工资一万的也有，八千的也有，五千的也有，那就要看你的本事。我觉得一个本科院校还是应该重视职业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不能两眼只盯着高学历。搞科研毕竟是少部分精英才能干的事。当然，一个学校倡导积极向上的学风是必须的。向下不是向落后，而是向基层，向一线，向社会需要的一切地方。
    这两天来四医大，从开展的精品战略来看，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精品战略”这个词正在深入人心。以前我学过劳动经济，搞过企业管理。前些年，在企业中推广过“全面质量管理认证体系”，为好多企业的再次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现在，四医大搞精品战略，我觉得就是搞全面质量管理认证体系。什么是精品，精品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精品的核心是人。但仅仅是人的精品还不行，还要不断的把精品转化成民品，也就是要把大师的精神转化为物质产品，让它成为一种产业化。我们部队过去不是提出军转民吗？就是这个道理。四医大在过去取得了那么多全军第一，全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如将十个断指连接成功。昨天看到这个介绍，我就想，这是一个特例呢，还是具有普遍性。咱不说十个指头，如果有个人一个手指断了，我们能不能把它接上？而且，这个技术不是掌握在一个技术权威上，有几个专家都要有这个本事。那样，我们的老百姓是真的有福气了。文艺界近些年流行一句话，叫做“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说得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四医大开展精品战略，不要流于形式。应当把其作为一项长期的管理系统，使之从无形到有形再回到无形当中。我们作为写作者，从事文化与文学的经历者，来这里真的不是在传授什么经验，我们真的是来学习的。至于四医大在将来会形成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军营文化，那还是要靠四医大人自己去创造和总结。最后，我想用大家熟悉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红孩)

    作者简介：红孩，男，上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近年策划、主编的书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中国争鸣小说年选》以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年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红孩曹维劲主编）等。现供职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